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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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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然而,中新网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 吕少威)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10日联合宣布,启动“京津冀安心消费课堂”系列公益活动。活动针对装修、二手车、医美、保险等专业化程度较高消费领域。在这些领域,消费者因专业知识不足、信息不对称易陷入消费困境的痛点,三地消协将以“精准教育+体系化服务”为抓手,助力消费者提升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水平。--> 活动第一阶段将聚焦家装行业...
9月27日,由中影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在京举办首映,导演陈凯歌携众主创出席,为观众揭开《志愿军》三部曲台前幕后的点滴。两位志愿军老战士也亲临现场观影,并被影片中的情节深深触动,一番恳切的发言令人动容。首映当日发布“万众一心”三部曲幕后群像特辑和三部曲系列海报,特辑通过一系列幕后制作数字,揭示《志愿军》系列5年的创作初心和历程。海报则用三部电影中的“名场面”,回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三载四季。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将于9月30日全国上映,微博大V推荐度99%,现火热预售中。 主创解读影片细节剖析角色内心 5年倾力制作打造英雄史诗 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于昨日在北京举办首映礼,总出品人、总监制、总发行人傅若清,导演陈凯歌,出品人、总制片人陈红,编剧张珂,演员张子枫、宋佳、朱亚文、陈飞宇、彭昱畅、郭涛、周政杰、张宥浩、吴昊宸、李晨、阿如那、曲禾、王雨甜集体亮相,为大家解读影片细节和人物结局,共赴一场三年之约。 从剧本筹备至今,《志愿军》系列的制作周期长达五年,如今第三部即将和全国观众见面,导演陈凯歌的内心格外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到这个时候才能感受到一种珍贵的情谊,到底是这部电影陪伴了观众三年?还是观众们因为志愿军的缘故,陪伴了这部电影三年?我都说不清楚了。我觉得在7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能够记得那些给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生命、英勇牺牲的战士们,我很感动,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 作为系列最后一部,《志愿军:浴血和平》整部影片中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照片,对此导演解释道:“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还没桌子高就站在桌子前看那上面的照片,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在那一瞬间定格了。照片是我们与过去的联结,也是我们和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士的联结。最后这些牺牲者的照片,并排放在李家的台子上,这是我们对整个影片的回顾。” 回首《志愿军》三部曲,导演一直强调“有关人的故事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因此影片将更多的篇幅留给了无名的志愿军战士,定档时那张庆祝和平的群像海报令人印象深刻,出品人、总制片人陈红解释道:“抗美援朝战争出现了很多有名有姓的英雄,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个平凡、年轻的士兵,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带着家乡泥土的味道和对故乡的思念走入朝鲜战场。我们当时就是被这张海报上战士们取得和平、取得胜利的欢笑感染的,我觉得这才是志愿军真正的样子,这才是志愿军精神的温度。” 五年的创作历程也让总出品人、总监制、总发行人傅若清格外感慨:“从2023年的国庆到今年的国庆,用了三年的时间向全国人民展现了抗美援朝艰苦卓绝的三年,我想我们已经达到了当时拍这个影片的初衷,就是要把抗美援朝战争史诗性的历史进程用电影呈现出来,我也特别感谢所有主创,通过五年艰苦的奋斗把它呈现出来了。”《志愿军》系列陪伴观众三年,许多大家牵挂和讨论的角色也在《志愿军:浴血和平》中迎来了他们的故事结局。 谈及成长,张子枫表示那块红色的石头就是李晓成长的体现:“第一次拿起那块石头的时候,她说朝鲜的每块石头都该这么用,因为她没办法消解掉那些无力;但当她再次拿起的时候,她将石头放到了林队长面前‘我们要知道姚排长为什么牺牲’,那时这块石头意味着和平,李晓坚定了要为何而战。”宋佳则解释了林月明对和平的坚守:“林月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战士,她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很有力量的一面。她坚信和平终会到来,我觉得这是她身上最大的信仰力量,林月明这个角色也让我对生命、对和平有了更深刻的敬畏。” 朱亚文坦言吴本正入朝后见到的一切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作为一个军工专家,见证了咱们的战士‘抵近进攻’的英雄壮举,我相信在他心中对于中国的军工发展是极其迫切的。如果吴本正看到今年的九三阅兵,他一定会上去摸摸我们自己的坦克。”陈飞宇则透露了孙醒对挑衅的敌军说出掷地有声反击话语时的心理活动:“战场上孙醒看到了太多战友的牺牲,我觉得他内心一直憋着一股劲,这种劲来自于对侵略者的愤怒,所以他最终选择大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让敌军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我认为他并不后悔,并且也坚守了自己的信念。” 影片还为姚庆祥、李克农、黄继光等真实的历史人物赋予了许多人性弧光。对于姚庆祥不开枪的选择,彭昱畅解释道:“保护代表团是他的使命,但是捍卫和平是他的信念,所以他主动选择不去开枪。”郭涛则讲述了李克农演讲背后的用意:“李克农用数据说出了我们之前的屈辱史,最后他说我们要给21世纪的中国人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他们做到了,志愿军们都做到了。”饰演黄继光的周政杰从自己的角度解读了这位战斗英雄的壮举:“黄继光的勇敢来自于信念,来自于他坚定的不想让自己的母亲失望、不想让后面的战友们失望,不要让自己的国家停在和平的前一刻。” 张宥浩聊了杨三弟拍摄欢呼和平的那场戏:“那场戏我很紧张,但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眼前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都是过往和战友们的画面,‘要回家了’这个词也是自己不自觉说出来的,那一场戏我会记住很久。”吴昊宸表示张孝文也是在战场中得到的成长:“他入朝的时候还是一个‘新兵蛋子’,听的是松骨峰三连英勇的作战故事,孙醒的牺牲让张孝文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后来遇到吴专家,才慢慢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志愿军战士。在誓师大会上喊的那声‘到’,代表着他和上甘岭的张孝文共同完成了重要的使命。” 对于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情感,编剧张珂说道:“我们通过三部曲的电影,讲述了一种传承,比如松骨峰三连的精神,通过孙醒又影响了张孝文;比如像林月明把她对于和平的热望传承给了李晓,这种传承也是我们讲述故事的一个手法。”看过电影后,电影总顾问梁建勇感触很深:“非常感谢大家来看这样一部经过五年制作的影片,我们从志愿军身上感受到坚韧不拔、有勇有谋、能谈能赢的精神,这种精神为我们赢得了和平,也看到浴血当中的和平和正义,这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向志愿军致敬!” 在当日发布的“万众一心”三部曲幕后群像特辑中,《志愿军》系列五年的历程以更直观的数据为大家呈现电影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9次剧本会议、7761个特效镜头、内景用棚15座、外景搭建近100万平方米、1.1万平方米道具库、1500多人的集结……庞大的数字背后满载着主创们对全景呈现这段历史的诚意,与老兵们合唱《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的一幕更彰显志愿军精神力量的强大。同步发布的三部曲系列海报则用三部电影中的“名场面”串联起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重大战役节点,四季更替间,战士们已在朝鲜浴血奋战三年。严苛的气候、敌人的枪炮,都没有消磨志愿军的意志,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祖国赢得了尊严与和平。 三部曲战友盛世再团聚 志愿军老战士感慨“他们回家了” 令人惊喜的是,三位前作战友代表也来到了首映现场,叶禾与王乃训分别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饰演志愿军第38军第112师335团1营3连的两位战士黄三宁、张尊,松骨峰上艰苦卓绝的战斗就有他们的身影;朱一龙则在《志愿军:存亡之战》中饰演志愿军第63军第188师营教导员李想,战场上的那面飘扬的红旗令人至今难忘。现场,朱一龙直言自己“绷不住”:“前面我还对自己说要冷静一点,但当整个镜头转到迎回烈士遗骸仪式的时候,我真的绷不住了,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但不变的是对志愿军的思念和敬畏。李想在牺牲前其实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情况,今天我坐在这里用我的眼睛,替李想完成了一个遗憾。” 两位三连的战士也深有同感,叶禾说:“我是在结尾停战欢呼的时候绷不住了,前面所有先辈们的努力在那一刻得到了实现。我记得当时拍松骨峰的时候,导演对我们说他希望革命先辈就在天上看着我们拍完这部戏,我觉得我们没有忘记三连,也没有忘记所有牺牲的战士。”王乃训坦言:“我绷不住的比较早,我是看到在孙副连长牺牲的时候身上还带着《谁是最可爱的人》那张报纸,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副连长没有把我们三连的人忘了,三连的精神传承到了每一位战士心中,也很荣幸今天能在这和平盛世和孙副连长再次团聚,我们俩代表三连归队!”三年之期,再度团聚,此时没有硝烟和战场,只有满满的回忆和情怀,电影中他们的遗憾,终于在电影外得以圆满。 现场还来了两位特别的嘉宾,其中一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杂技队队员何临弟,他13岁时便入朝作战,9月12日第十二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上,这位老战士流泪的一幕令无数网友动容。现场观看《志愿军:浴血和平》后,何临弟爷爷激动表示:“我非常感谢主创们能把志愿军的故事拍下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祖国、给我们后代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财富。志愿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打出来了!所以今天看完以后也很激动,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给的,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一番铿锵有力的发言振奋人心,一如70多年前志愿军做到的那样。 另一位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的蒋昭瑜奶奶,现实中,蒋奶奶曾和哥哥一起赴朝作战,但哥哥最终牺牲在朝鲜,李晓的故事便有蒋奶奶的影子,影片结尾那场迎接烈士遗骸归国的戏也有她的出演。看完电影,蒋昭瑜奶奶动情表示:“我看完电影心里很不平静,我觉得导演和所有演员们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精神,一种革命的精神、一种不屈的精神、一种中国人的血性!我看到亲人回家,觉得心里暖暖的,我感觉到我的兄长,连同他们的灵魂、他们的一切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影厅中还预留了一个特别的空座位,这是留给那些入朝作战、已经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们的,随后主创代表为两位到场老兵和空座位献上鲜花,以此向这些“最可爱的人”致敬。 首映现场还收获了许多来自观众的动人场面。一位退伍老兵在观影后激动表示:“每当看到电影中残酷激烈的战斗场面都特别激动,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这个电影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如果敌人胆敢再来侵犯,我60岁也敢上战场!” 此外,有人特意为主创们带来了《志愿军:存亡之战》的同款糖果,就是为了能将“好日子的味道”送到战士们手中;还有一位小观众现场大声唱起了《强军战歌》,并表示“我以后也要保家卫国”。另一位9岁的小朋友在看完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后,写下了一篇诗歌,即便那时他还识字不多,却足以看出他对志愿军的牺牲印象深刻,让人不禁感叹志愿军的故事即使已过去70多年,依然对新一代有着深远的影响,依然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感动振奋,而这就是《志愿军》三部曲创作的初衷。用三部电影铭记抗美援朝战争,以至诚之心向志愿军战士们致敬,盛世如愿,不忘来路,《志愿军:浴血和平》将与所有观众一起,共赴这场和平之约。 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由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中国新闻网等联合出品,陈凯歌执导,将于2025年9月30日全国上映,现已开启预售。--> 【编辑:付子豪】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